大明自立朝时起，盐政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法。

洪武四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

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贵权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

而盐商们在完成报中取得盐引后，并不能马上支取到食盐，而是要在指定的盐场等候支盐。

等候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有时是两年三年，有时是十年八年，最长的甚至达到数十年，这种情况称为“守支”。

开中制度随着“守支”和“占窝”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逐渐崩坏。

成化年间对盐政进行了小规模改革，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称之为余盐折银。

此举虽然使太仓银充实﹐朝廷财政收入骤增，但也因此让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边地商屯迅速被破坏，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为明末西北粮荒埋下重大隐患。

而且余盐开禁，也为私盐的盛行推波助澜。

大明的食盐是由“灶户”生产，灶户每年必须上缴规定量的盐，就是“盐课”；政府给灶户的补偿，就是“工本”。

由于开中制度崩坏，灶户从朝廷那里得到的工本难以维持生计，只能私下将正课之外所生产的盐卖给商人。

朝廷也无力购买灶户手中的“余盐”，也只能对灶户这种违法行为听之任之。

于是成化二年，朝廷解除商人只能从固定盐场支盐为的禁令。

“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余盐开禁，商人直接从灶户手中支取余盐也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为私盐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自此之后，大明盐政由此崩坏，私盐盛行之后，冲击了官盐的市场价格，影响严重影响了盐税征收。

朝廷也不得不加大打击对私盐市场的打击力度。

但是私盐情况并未由此好转，反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