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国，太祖以程朱理学为显学，做为国朝的主导思想。

而在具体的治国方针上，则在元朝的户籍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和固化阶层壁垒，使百姓能快速安居和繁衍。

在百废待兴的大明初期，这种阶层固化的户籍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使得新生的大明百姓得以快速稳定下来，并恢复了农业生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渴望进阶的新生代们则对这种固化的阶层制度有了极大的不满。

宣德时期，这种矛盾便已经初现端倪。

开海和禁海之争，便是这种矛盾具象化的体现。

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这种禁海政策的背后，其实隐射的是海利被以皇权为代表的大明勋贵阶级独享。

要知道成祖禁民间海船，但是他自己却派郑和七下西洋。

而能够在这七次大航海活动中分到利益的，就只有当时朝廷的勋贵阶级。

其它阶层出身的文臣武将，则毛都没分到一根。

这也是为什么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时候，文官们会如此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制度下，科举是其它阶层跨越仕族阶层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万马千军中厮杀出来的科举文臣，实际上也与大明国朝真正与国同休的勋贵阶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键就在于：“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

这是太祖为了优待军人，保持部队战斗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为爵位制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为两个阵营。

在永乐后期，大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周边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谓鸟尽弓藏，以武立身的勋贵集团也开始集体享受生活。

此时，跨越阶层上位的文官集团渐渐坐大。

到宣德时期，跨越仕族阶层的文官集团已经初步有了与勋贵集团叫板的实力。

于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锋，阻止以皇权为首的勋贵集团下海获利，就是文官集团对勋贵集团开的第一枪。

此时的文官集团都是以“理学”为根基，在科举大潮中厮杀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