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为女真人渗透大明官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由于大明朝廷经济持续恶化，导致辽东士兵的军饷无法及时发放。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奏：九边粮饷缺口巨大，蓟密、永昌缺八十万；辽东缺四十万；狭西三边缺七十七万；宣大、山西缺九十一万。

同年十月，宣府巡抚汪道亨上奏称：该地缺粮已达四五月之久，导致军士们被迫卖弓箭衣服或质押妻儿以维持生计，募兵大量逃散。同时，奸人勾引逃亡到建虏所在地，加上地震连旬、讹言繁兴，土着之民欲移家关内，还有人密谋悖逆，形势危急。又有蓟镇传报夷妇满旦因挟赏未遂纠合诸虏谋犯蓟门。

同月，万历皇帝决定从以故孝定皇太后积储中拿出三十万两银，令户部和兵部商议借八十万两，迅速送往宣镇，以体现皇帝的悯恤。并要求阁臣将解决军饷问题的经久长远之计传达给两部商议执行，不得借口请拨军饷误边事。

由此可见，对于边地缺饷导致的投敌问题其实存在以久。

而大明君臣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

抚顺之战后，抚臣李维翰和督臣汪可受都是在第一时间，请求拨发军饷。

其奏报中称：狡猾的敌虏设计攻陷边城，要求地方官相机处置防剿事宜，紧急给发军饷，对于调发应援之事让兵部商议上奏。

而刚升任兵部尚书的前蓟辽总督薛三才的意见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薛三才表示辽军缺饷已久，户部应发的额饷从去年秋到今夏有五十多万，即便不能全发，也应先发一半救急。

兵部额有的辽东马价银十一万七千八百多两、抚赏银三万两，除已先发四万外，还缺银十万七千八百多两。

还有新兵饷银四万七千一百多两，请求一并解发应急。

对于调兵，督臣称檄选蓟镇西协、中协、东协及保定、天津等地兵员。

因余镇多事徵调不便，希望大量发放内帑金让抚镇自募。

从这三位重臣的态度就知道，无论是李维翰、汪可受，又或是薛三才，都没有把抚顺城的陷落看得有多么重要。

他们不约而同的将此事看成是一举解决辽东欠饷问题的契机。

更试图逼迫万历皇帝从内帑中拿银子来解决辽东欠饷问题。

这也越发证明了抚顺之战内外勾结的可能性，而起因很可能就是因万历四十四年那次发饷分配不公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