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范雎到达秦国,恰恰顺乎当时战国政治、军事发展之大势,所以才会在秦国如鱼得水。秦国如果没有范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范雎得到了其他国家——诸如齐国——的重用,也许秦昭襄王仍是羸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在此时,所有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范雎造就了当时的战国,还是当时的战国造就了范雎,而在于范雎到达秦国受到重用之后,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但在此之前,范雎还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辗转来到秦国的经历一般,他能够获取秦王考核的资格,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秦王对于所谓的才士俊杰并不信任。而获取他的信任,无疑成为范雎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时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代表秦昭襄王已经做了36年有名无实的君王。虽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国君,奈何宣太后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势不断强盛。特别是白起领军后,往南,秦军不断攻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楚国元气大伤,不敢与秦国相抗;往东,齐国虽然强盛,却在秦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就连曾经一度风云天下,震慑九州的魏、韩、赵“三晋”之兵,也被秦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于秦国。天下之大,唯有赵国还能够勉强和秦国在军事上作对。

所有这些迹象在表现出秦国的强盛之时,也间接证明了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固若金汤。

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在战国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却是由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贵”掌权,内部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为了独揽朝纲、独霸朝局,屡次打击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亲信也朝不保夕。

为了减少和宣太后等人的摩擦,避免秦国政局的动荡,秦昭襄王决意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于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宫中,“甘心”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只有在国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出场之时,才勉强出去应付。

反观当时的战国局势,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的人确有其才,能够让国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军事上百战百胜;有的却只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到处骗取钱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有三寸不烂之舌。没有这个长处,很少人能够接受他们。恰如白起,不善言辞,不懂政治,如果没有魏冉的举荐,即使再有才能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因此,一时之间,不只是秦王,许多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其中无信者居多。也正是这个原因,魏冉才会在半路上盘查王稽等人,让范雎对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范雎也知道秦国此时的情况,所以对于前途之多艰,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秦国的未来、秦王的命运,就在一次又一次与范雎的失之交臂中不断地浮浮沉沉。

范雎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秦王召见,并受到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稽。

因为王稽此人,在秦国的地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实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国,足可见秦国对于魏国的轻视程度。王稽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近秦王。

范雎也知道这个情况,只是他不好意思点破。心中暗想,只要自己想办法走进秦王的视野,只要秦王能够开恩相见,凭借自己的韬略智慧,定然能够让秦王刮目相看。

正当范雎准备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之时,秦王颁布谕令召见王稽。王稽遂向秦王汇报前去魏国出使的情况,完事之后,见王稽还不肯离开,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说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国,虽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却并不是没有多少收获。因为这一路过来,他阅人无数,竟然叫他觅得了一个天下奇才,名字叫张禄。只要他能够得到秦国的重用,秦国的国力定然能够蒸蒸日上。

这一席话并没有多少出彩之处,所以也没有引起秦王的任何兴趣。为了不失掉王稽的面子,秦王遂让他给范雎安排一个住处,有时间自己再去召见他。

于是,范雎便决意安心等待下去,然而这样的等待过程,竟然在转眼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范雎觉得,当初秦王只是在敷衍王稽,自己这样等下去也是徒劳,只能孤注一掷,用言语激秦王赐见。这一日,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华恣肆、思维敏捷、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特地前来朝见秦王,辅佐秦国完成千秋霸业。”

此外,范雎还进一步称述,其间不乏危言耸听的味道:“秦国势如垒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而天机不可泄露,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范雎要说的大部分关键,只可以当面和秦王说,不可以让人代为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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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范雎的一片苦心,因为秦昭襄王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对于天下策士辩客,他没有半分信任,只是以为他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因此,任你有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的投效之心,再一次付于流水。和往日一样,范雎继续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度日如年,转眼又一年时间过去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是范雎到达秦国的第二年。这两年时光,范雎虽然都在艰难的等待中度过,但是他的时间并没有就此白费。他利用时间,阅读天下典籍;经过王稽的介绍和自己的观察,对于天下局势也了如指掌;时常和王稽辩论,每一次都让王稽唏嘘不已。只可惜,王稽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也很少见到秦王。即使他再怎么有心想要向秦王推荐贤才,秦王却不给他机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范雎见此,开始时还有一些灰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昔日商鞅来到秦国,不也是历经波折才终于和秦王相见吗?只是那时候不是秦王考察商鞅,而是商鞅在考量秦王的变法决心和礼贤下士的诚心。

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范雎在秦国都城咸阳大街上了解民情之时,一个消息的传来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原来,这一日秦国竟然贴出告示,说秦国即将攻伐东方齐国的刚、寿。这让范雎大吃一惊,这秦王怎么会如此糊涂呢?齐国远在东边,中间还隔着三晋之地的魏国、赵国,搞不好会落得个两面夹击,即使攻克了齐国,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回去向王稽一打听,范雎的疑惑轰然解开。原来,这个谕令的颁布,并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张,因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边就是齐国的刚、寿,丞相魏冉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机会就这样降临到范雎的身上。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范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办事风格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也让他暗自庆幸:当初没有贸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后等人的不是,如果当时自己一到秦国便锋芒太露,不仅宣太后势力集团不会饶恕自己,就连秦昭襄王说不定也会献出自己,向其母后表示忠心。然而经过这两年时间的变动,魏冉等四贵更加目无王法,眼中根本没有秦王,秦王对他们的不满,也更加严重。

于是,范雎当机立断,上书昭襄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间言道:“众所周知,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家的人会给予赏赐,会对有才能有志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没有才能的人,不会担当这个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蔽隐而不为国家所用。反观昏庸的君主则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一己好恶而擅自行使赏罚的事情,这种全凭一己感情的行为,怎么能够为国家带来兴旺繁荣呢?”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范雎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举动。这在血缘关系纽带极其复杂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为以后士大夫阶级的兴起创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分,范雎不顾一切地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以君王为大树的主干,而宣太后、四贵等人则是大树的枝叶。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尤其是其间说道:“圣人说过:‘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目空一切,这其中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这种观念,不可以有丝毫的违拗。疏不间亲,这封信也只能言尽于此,很多话都不可以随便说,但是如果随意地说,又恐怕不能够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可以因为贪图享乐而影响了国事。草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准我望见龙颜,让我一舒衷肠。草民所讲的,可以用于秦王治国,更可以用于秦国兴邦,如果有半点虚言,任何惩罚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贱躯之上。”

范雎的一言一语,都直接击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其中以四贵最为明显,他们权大势大,私家富厚,简直可以和国家一比高低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只是朝中耳目众多,大多忠心于魏冉等人。此番,范雎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隐疾,不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见识,也代表了他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可堪大用的忠心。范雎对这封信,也是颇费心思。他知道,仅仅让秦王对这份谏言有所注意还不够,而如果大胆地提出震耳发聩的言辞,不仅会受到他人的嫉恨,也会显得自己没有城府。于是,范雎在信末说道“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一时之间,秦昭襄王浮想联翩,认为这范雎定然还要更为要紧的话要对他说,只是因为信件为外人送来,多有不便。

为了彻底抓住秦王的心,范雎在陈述了一番自己对于秦国的局势之后,还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只要信件能够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范雎便可以高枕无忧,坐等秦王召见。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的经韬纬略,对于纤小如发和风云变幻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国,可以预见,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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