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仅仅只是为了此次出兵的急需，他们只怕也有更远一些的考虑，其他方面比如朝政上的变化暂时不说，单说贸易这一块，如果高务实愿意，叶赫的实力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快膨胀。

此前说过，早年海西女真哈达部和叶赫部分别筑寨于广顺关和镇北关外，专门从事于开原马市的居停中间贸易，标志着南北二关的形成。

有记载曰：“……又参貂马尾之利，皆东夷所产。东夷有远自混同江来者，有远自黑龙江来者，或千余里，或二三千里。非有近夷为居停主人，其何所依而重译焉。昔南关夷酋王忠建寨于静安关外，以专其居停之利。北关效之，亦建寨于此，专争其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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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停之利，就是充当贸易中间人，从事转手贸易。这种转手贸易就是南、北关将从明朝得到的朝贡赏赐和开原马市贸易的布匹、手工业品、农具贩运至深处女真，换取大量的皮货和山货。

同时，引导深处女真部落前来开原马市进行贸易活动。开原马市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繁荣，最终形成了海西女真南北关强酋和开原将领、势家共享的利益格局。“开原、抚顺分守守备等官，并势家，多与海西、建州胡人，交结为亲戚、安答名色。”

开原马市贸易为女真强酋和开原将领、势家所垄断，双方甚至结成亲戚，共同分享巨额的贸易利益。

事实上叶赫想和高务实结亲，也是在此基础之上而来，并非突发奇想。只不过这一步跳得比较大，不再满足于“边将”这个层面，而是“一步登天”想要和高务实这个在辽东极具影响力的朝廷重臣联姻。

至于明廷对于马市贸易的控制，则是利用敕书颁布与贸易特权的捆绑以控制边疆。南关控制开原马市贸易，其基础为王忠所奠定。王忠鼎盛时，悉得明朝颁赐女真的全部敕书。

“凡建州、海西、毛怜等一百八十二卫、二十五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国初所赐东夷一千四百九十八敕。”当时他控制的敕书，不仅有海西女真的全部，还包过了部分建州女真部的敕书。

至于争夺敕书的特殊目的，在于获得朝贡和互市的权力，亦获得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

“囊闻诸夷互相攻伐，皆以本朝敕书为奇货。南关之亡，北关之见杀，与西虏之不愤于酋，靡不为是。”

这个此前也提过，明代中期之后，辽东边疆形成了有贡才有市的惯例，女真各部对于敕书的争夺相当激烈。敕书，既是女真内部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又藉此可以获得马市的贸易权。因此，敕书的实质就是贸易许可证，也就是获得马市贸易的特权。

边疆守将，特别是开原地方官员，控制着女真部落的验敕入贡和贸易权力，开原边将和女真部落首领结合的基础也由此奠定。

开原马市貂皮贸易的繁荣、羁縻卫所的瓦解和南北关的崛起，在辽东形成了以开原与南北关贸易联盟为中心的边疆体系：大明通过扶持南北关女真强酋，形成了开原、山寨夷(南北关)、江夷、野人女真、虾夷和乞列迷等部落层层递进、相互依赖的内陆亚洲经济圈，以此维持辽东的边疆秩序。

而此时辽东边疆体系真正的核心，也是以开原为中心而非辽阳，其基础则是开原与南北关的贸易联盟。

此时的开原，已经成为农耕、游牧、森林三种经济形态相互沟通的交汇点。假如开原马市断绝，则蒙古、女真难以出售其牛马、貂参产品，也无从获得布帛、手工业品和农器，自然影响其生活和生产活动，或至难以为继。

“不知犬羊虽众，各自为部，不相统一，又皆利我市赏，便我市易。我若闭关不与通，我布帛锅口田器等项皆彼夷日用所需，彼何从得。彼之牛马羊及参貂榛松等货，又何所售。以此论之，弹丸开原，实诸虏所资以为生，不但开原不当轻与虏绝，即虏亦不敢轻与开原绝。此事之机也。”

因此，开原正是在这种辽东、女真、东部蒙古部落三方利益交汇点的基础上，成为辽东边疆的经济中心。开原马市贸易并非蒙古、女真单向依赖辽东，乃是三多方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经济利益关系。

为什么高务实出任辽抚那么短的时间里，非要把开原这个李成梁的老家(铁岭归开原管)拿在手中，让麻承恩、麻承勋先后出任开原参将？原因就在于开原的重要性。

拿下开原参将一职，虽然不代表将李成梁的势力驱离——毕竟人家根基在铁岭，但也足以代表高务实取得开原贸易的大权，让京华拥有了在商业上压制辽东内外各势力的能力。

如今叶赫两位贝勒或许也看出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这一次看得比较深刻。他们知道，当高务实参与其中之后，他们只拉拢开原参将或者辽阳副总兵是不够的的，不足以确保叶赫在这个贸易体系之中的地位，唯有取得高务实的认可，叶赫的地位才能稳固，实力才能得到恢复。

当然，得到高务实的认可，也代表努尔哈赤将不敢再轻易觊觎叶赫——除非他敢挑战高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