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放权，是交权。”卫鞅纠正道，“新法本就该是秦国的法，不是我卫鞅的法。”他拿起一卷竹简，上面是他昨夜写的奏疏，请求新君允许他退居封地，专心修订秦律。“你说，新君会准吗？”

景监看着那卷竹简，墨迹还带着些潮气。他想起新君刚登基时，卫鞅在朝堂上力排众议，说“新法不可废”，新君当时握着他的手说：“商君放心，寡人信你。”那时候的少年天子，眼里的光比太阳还亮。

“会准的。”景监说，声音却有些发虚。

三日后，卫鞅的奏疏递了上去。朝堂上，新君驷拿着那卷竹简，看了许久，忽然问：“商君觉得，内史廖能担起农事？”

卫鞅出列奏道：“内史廖曾在频阳推行新田制，三年增产三成，臣以为可担此任。”

“车英呢？”新君又问，目光扫过站在武将列里的车英，那是个黑壮的汉子，脸上还留着河西之战的伤疤。

“车英治军严明，去年在函谷关击退韩军，足见其能。”

新君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把奏疏放在案头，说：“此事容寡人想想。”

退朝时，卫鞅走在后面，听见甘龙的侄子甘茂跟人低语：“商君这是老了，想躲清闲了？”另一人笑道：“怕是功高盖主，自己心虚了吧。”

风从宫墙的夹道里穿过来，吹得卫鞅的袍角猎猎作响。他抬头看了看天，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了。

接下来的日子，卫鞅真的开始“躲清闲”。朝堂议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事事争先，只在涉及新法根本的事上开口；军中操练，他让车英全权负责，自己只偶尔去营中看看；就连各县送来的文书，他也大多批给下属处理，只留下那些最棘手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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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新君在朝堂上问起渭水漕运的事，卫鞅正要开口，忽然想起什么，转而对旁边的内史廖说：“内史熟悉漕运，不如你来说说？”

内史廖愣了一下，随即出列，把漕运的利弊说得头头是道。新君听完，点了点头：“内史说得好，就依你说的办。”

卫鞅站在朝列里，看着内史廖脸上的红光，心里稍稍松了些。可他转头时，正撞见新君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赞许，也没有不满，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景监私下里找到他，急得直跺脚：“相邦怎能让内史抢了风头？如今朝中多少人盯着，就盼着您出错呢！”

“他不是抢风头，他是在为秦国做事。”卫鞅正在整理律法竹简，笔尖在青竹上划过，留下一道清晰的刻痕，“新法要能传下去，就得有更多人学会做事。”

“可您这样，新君会怎么想？”景监压低声音，“昨日我见公子虔进宫了，听说跟新君说了许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