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户籍制度因钱氏政权的长期稳定（893-978）而得以持续，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时，“籍其民凡五十五万二百户”，人口密度居十国之首。但其局限在于过度依赖水利工程，“圩田失修则户籍散亡”，如北宋至和年间太湖圩田崩溃后，原吴越户籍体系亦随之瓦解。

（三）后蜀：“抚谕流散”与柔性户籍政策

后蜀孟知祥（874-934）入蜀后，针对唐末以来的流民问题，推行以安抚为主的户籍政策：

1. 招抚流民与复业奖励：颁布《劝农诏》，允许流民“自占荒田，五年不征租税”，官府为其登记“复业户”户籍，提供种子与耕牛。广政四年（941年），“诸州流民归业者十万余户”，占当时后蜀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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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化户籍登记流程：废除唐朝复杂的“手实-记账-户籍”三级编造制度，改为“州县岁造户帐，具丁口、田宅、赋税，上于三司”，减少基层官吏舞弊空间。

3. 土客户籍分治：对本地土着与外来移民分别登记，“土户”按旧制纳赋，“客户”则“计口授田，轻其徭役”，这种灵活政策缓解了主客矛盾，《蜀祷杌》称后蜀“境内富庶，赋役均平，百姓无流散之患”。

后蜀户籍制度的缺陷在于缺乏长效管理，广政后期“官吏贪纵，户籍多有隐漏”，至北宋乾德三年（965年）灭蜀时，“得户五十三万四千”，较实际人口已大打折扣。

三、北方政权的户籍困境：在战乱与民族冲突中蹒跚

（一）后唐：“括户”运动与民族户籍的碰撞

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灭后梁后，试图恢复唐朝户籍制度，其核心措施是同光二年（924年）的“括户”：

1. 强制清查与人口回归：派遣专员分赴诸道，“括逃户，正田税”，规定“逃户田业，许人请射，三年后逃户归业，依例酬价”，同时严禁包庇逃户，“敢有隐庇者，诛及四邻”。

2. 胡汉户籍分治：后唐作为沙陀族政权，对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设立“部族籍”，由内侍省“客省使”管理，与汉地州县户籍并行。这种分治政策导致“胡汉杂处之地，版籍混乱，赋役不均”。

3. 军户与民户的双重体系：实行“兵农分离”，军人编入“军籍”，由枢密院管辖，家属为“随军户”，不属州县户籍；民户则承担赋税，两者界限严格，却引发“军户侵夺民田，民户逃避赋役”的矛盾。

后唐括户虽一时收效，“得户三十余万”，但随着庄宗末年的内乱，“括户之法，遂为虚文”。其民族户籍分治政策更成为后晋、后汉的制度隐患，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借口。

（二）后周：柴荣改革与户籍制度的理性化尝试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在位期间，推行了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