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政权对新占领区常采取强制迁徙政策，以削弱地方势力并充实京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后，“徙长安民于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民户按籍驱迁，死者相枕于路”，此次迁徙导致长安户籍人口锐减七成，洛阳却因涌入大量无籍移民而管理混乱。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明宗李嗣源灭荆南，“迁高季兴旧部万余户于汴州，置坊以居之，然户籍未及编录，杂处军民，盗劫频发”。

这种迁徙常伴随户籍的随意篡改。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籍十六州民户丁口以献，契丹尽徙其民于辽东，更定户籍，以胡户杂处其间”，汉族百姓的户籍被强行并入契丹部族制管理，原有乡贯、职业信息全部失效。幽州百姓赵延寿在《奏陈户籍事》中称：“被徙之民，户无定籍，生不得入册，死不得除名，父子异籍，夫妻别户，实为乱世之弊”。

（二）藩镇割据下的户籍私政

五代藩镇在辖区内自行其是，形成独立于中央的户籍体系。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置户版于牙门，凡民之租赋，皆自部曲主之，州县不敢诘”，其户籍簿册不向中央报备，赋税全归藩镇。吴越王钱镠在两浙“以军户为基，编定乡里，凡民户皆隶于营伍，有事则征，无事则耕”，将民籍与军籍混杂，形成“兵农合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完全背离唐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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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恶劣的是户籍买卖现象。后汉乾佑年间，三司使王章“鬻官户以充军费，凡入钱三十万者得为县户，免其徭役”，富户通过买户籍逃避赋役，贫苦百姓却因无钱买籍而负担加重，导致“真户籍反为伪籍所累，赋役不均，民怨沸腾”。

四、户籍失序对社会经济的连锁冲击

（一）赋税体系的崩塌与财政危机

户籍混乱直接导致赋税征收陷入困境。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户部奏称：“天下户籍，除两京及近畿州郡外，余皆失实，纳税户较唐开元时十无二三”。唐朝以户籍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五代名存实亡，各政权被迫改行“按田亩征税”，但因土地所有权随战乱频繁变动，“田易主而籍未改，新主无籍而旧主逃”，出现“有田无税、无田纳税”的怪象。后唐清泰二年（935年），三司使刘昫统计赋税时发现：“河南府户五十万，而纳税者仅十三万，余皆为逃户或隐户”，财政收入不及盛唐时期的十分之一。

为弥补财政缺口，官府肆意加征杂税，形成恶性循环。后晋天福年间，“除正税外，有蚕盐钱、地头钱、农器钱、曲钱等数十种”，甚至按户籍征收“拔丁钱”“甲料钱”，百姓不堪重负，逃亡更甚。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柴荣不得不承认：“户籍紊乱，赋税不均，盖由官吏弛慢，豪强蔽匿，致朝廷失其版图，百姓受其疾苦”。

（二）土地荒芜与农业经济衰退

户籍失序导致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户部奏报：“自唐末丧乱，京畿周边百里，耕者十无二三，良田鞠为茂草，皆因户籍散佚，业主不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枢密使安重诲巡视关东，见“曹、濮、郓诸州，户口减耗，田畴荒芜，问其故，皆曰：‘百姓惧苛政，多逃于他境，或聚为盗寇，田无人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