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这证是证明您是咱根据地的老百姓，”年轻的工作队员小林蹲下来，耐心解释，“以后分田、看病、孩子上学，都得靠它。您瞧，这上面还写着，谁敢欺负您，您拿证去找区政府说理去。”

话虽这么说，头三天来登记的人寥寥无几。有人怕“登记了被抓去打仗”，有人悄悄问：“是不是登记完又要交人头税？”更有人趁着夜色把告示撕了。

陈默没急。他带着工作组挨家挨户串门，帮张寡妇挑完水，又给刘铁匠的铺子修好了风箱。登记处不叫“处”，叫“便民站”，桌上摆着热水和旱烟，来的人不管登不登记，都能坐下唠两句。

转机出现在第四天。村里的老猎户赵猛打猎时摔断了腿，没钱请大夫。陈默得知后，立刻拿着他刚登记的“公民证”，到区里申请了救济粮和伤药。当赵猛拄着拐杖，看着工作组把粮食送到家门口时，喉咙哽咽：“俺……俺以前以为登记就是遭罪，没想到……”

这事像长了翅膀，在村里传开了。第二天，便民站前破天荒地排起了队。王大爷揣着皱巴巴的布包，里面是他儿子当年当八路军牺牲的证明：“同志，俺要登记，俺儿子是英雄，俺得让你们知道。”

登记时，小林发现王大爷的“年龄”栏空着。“大爷，您多大岁数了？”

王大爷挠挠头：“俺自个儿也说不清，日本人那时候随便给俺填了个‘五十’，可俺觉得俺都快六十了。”

“没事，”小林笑着递过笔，“您说多大就是多大，咱们按您说的登。”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登记表上，“年龄”栏里歪歪扭扭写着“五十九”，旁边是王大爷用力按下的红手印，像一朵盛开的花。

四、争议与修正：“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试点成功的经验很快在沦陷区推广，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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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镇上，有个叫孙福的商人，以前给日伪跑过货，现在想登记从商。可有人举报他“当过汉奸”，工作组内部也吵了起来。有人说：“这种人不能登，坏了规矩！”

陈默却翻出孙福的登记材料：“他给日本人跑货时，偷偷给游击队运过盐，这是有记录的。咱们的新户籍，不是为了算旧账，是为了看现在。只要他愿意改过自新，靠正经生意吃饭，就该让他登。”

最终，孙福的名字被记在了“商户”栏下，旁边备注着“曾协助抗日”。这事让不少有“前科”的人吃了颗定心丸，也让老百姓明白：新制度不认“出身”，只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