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何雨柱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没落款，只写着“内详”。

他拆开看了一眼，是胡公的秘书写的，寥寥几行：陈主任周年，勿念。

他把信烧了，站在院子里看着灰烬飘散。

刘艺菲从堂屋出来，站在他旁边，没问。

“走吧，吃饭。”她说。

二月，周老师调回图书室了。

刘艺菲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何雨柱给她倒了杯茶，什么也没说。

晚上她靠在他肩上，说“谢谢”。

他说“不是我”。

她没再问。

三月，珍宝岛的消息传来。

广播里连着几天都是抗议声明。边境双方陈兵百万，正式翻脸。

何雨柱骑车下班，路过东四，看见一群年轻人围在报栏前。

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报纸上印着“打倒新沙皇”的大字标题。

他骑上车，继续走。

晚上吃饭，核桃问：“爸，会打仗吗？”

何雨柱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吃饭。”

核桃不问了，核桃也是非常聪明的。

四月，九大开完了。

新的中央委员名单念了又念。

何雨柱在书房里听收音机，听到“xx同志是xxx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段，站起来，把收音机关了。

刘艺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

她把茶放在桌上，站在他旁边。

“怎么了？”

他摇摇头，没有说原因，大多数时候，其实刘艺菲也懂。

她没再问，只是把手搭在他肩上。

五月，何雨水回来，说起供销社门口的事。

“又走了一批，”她说，“敲锣打鼓送走的,听跟去火车站的同事说，站台上全是人。有一个小姑娘，才十六，抱着她妈不撒手，硬是被人拉开的。”

母亲做针线，没抬头。

何雨水继续说：“她妈追着火车跑，跑了好远，最后蹲在站台上哭。”

母亲还是没说话。

阿满跑过来问：“姑姑，什么火车？”

何雨水愣了一下，说：“就是大火车，呜呜的那种。”

阿满点点头，跑出去玩了。

何雨水又回来，说有个熟人要去边疆了，来供销社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