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笔者引用一段几百字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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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m第八次上高原了。

他的高原反应很重，上台阶得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在保密电话室给北京打长途时，常常躺在椅子或床上有气无力地说话。

那年他四十四岁，头发白了一半。

基地的生活苦。

戈壁滩上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事，住的干打垒土房，窗户糊着报纸挡风。

吃的是土豆白菜，肉是稀罕物。

但这些人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那一串数据、一次实验、一个现象有没有出现。

可那一年，有人开始盯住一次偶然的技术事故不放。

冷实验没观察到预期的现象，后来又接连做了两次，还是没观察到。

这是科研里常有的事，但进驻基地的一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要追查责任，要让人表态。

那天会上，有人让于m按他们的意思说话。

于m平时话不多，语速也慢。

但那次他拍案而起：

“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会议室里静了。

他坚持把问题解决了才离开基地。

这就是于敏拍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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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九，何雨柱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不是睡不着，是在想事情。

地图摊在桌上，东京、大阪、名古屋，港口和工业区的分布画了好几道线。

他想起1961年，那年三月，陈主任找他，只说“跟我走一趟”。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越走越荒，最后到了戈壁滩深处。

干打垒的土房，窗户糊着报纸，零下三十度的夜里有人还在讨论数据。

临走那天，他留下了一大堆营养品。

九年了，那些东西该吃完了。

而且，沈阳那边这两天给何雨柱送来一封信，他们，过的都不太好。

何雨柱很难得的想起了自己的特工身份，自己叫什么来着？

清风！

当年也曾全世界游荡，后来，因为家庭束缚住了自己。

胡公用两个字：守拙！让自己静默。

但胡公他却很忙，但他也很穷，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陈主任，他当年的上线，其实是62年走的，老头走的时候不让何雨柱去。

但何雨柱其实全程都在。

何雨柱很想他。

何雨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也为沈阳的朋友做点什么。

反正不花钱，走走不碍事。

他把地图收起来，推门出去。

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前院的海棠树影影绰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