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碑说起来也颇多坎坷，因为刘仁愿本人的最终结局是流放云南，此后史册中就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了。

不过顺着这个纪功碑的赞文捋一捋，倒是能够做出另一个猜测：

唐失朝鲜半岛，很大可能还是和刘仁愿的被流放有关。

白江口之战后，一方面是唐朝本身力量捉襟见肘，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百济以示诚意。

因此熊津都督府的官员基本都是百济人，此时已经出现了一点羁縻化的苗头了。

而关于熊津都督府的最高长官选属，事情就相当微妙。

刘仁轨功勋卓著，因此百济第二次被灭之后，刘仁轨驻守当地，刘仁愿班师回朝。

664年，刘仁愿领高宗之命，返回熊津接替刘仁轨任职熊津都督，这本来是挺正常的轮换，但两个老战友最后闹到了高宗面前。

因为刘仁愿拿着高宗的命令坚持要换，刘仁轨认为朝鲜半岛问题还很多，比如还没完全安抚的百济，以及野心昭昭的新罗，换防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两人的意见都没错，于是闹到了高宗面前，按理来说这种事儿就是选一个拿定主意就行了，但高宗展示了一把高端操作：

刘仁愿被召回。

刘仁轨继续驻守，但熊津都督职位被褫夺。

然后高宗一封诏令下来，在长安享乐的扶余隆就一脸懵逼的成了熊津都督。

扶余隆抵死不从，长安有吃有喝有的玩儿，百济那破地方啥都没还冷的要死，狗都不去！

本来皆大欢喜的事儿，高宗硬是能让大家都添堵。

这件事之后，刘仁轨缺了都督的名头在熊津怎么干都不痛快，不到一年就主动申请回国。

扶余隆还是抵死不从，于是刘仁愿再度动身，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

刘仁愿兢兢业业没说啥，在百济干了三年，成果斐然，当地的百济人还自发给刘仁愿修碑表功，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唐刘仁愿纪功碑》

随后的事情很简单，667年唐朝发动了灭高句丽的计划，驻守熊津的刘仁愿自然要配合出兵。

但出兵有延误，虽没有贻误战机，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报告了上去。

此时的李治身体已经越来越差，愈发虚弱的身体也让高宗性情变得逐渐暴躁，看到这份报告时便想起来曾有人风传，说刘仁愿“图谋割据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