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盐钞，交子价格的波动，陕西路的商人特别是熙河路的商人，对于汴京交引所的盐钞价格非常敏感。汴京交引所类似于上海期货交引所，全国的期货交割价格都看着这里。

发明K线图的日本商人本间宗久，就建立一套消息传递系统。

因为江户时代，堂岛期货所专门交割大米期货，这也是亚洲第一个期货所，从市商人云集。

而本间宗久其家族本身就是稻米生产商人。

因为稻米价格受到季节，天候，战争影响波动很多。

为了在期货市场取利，本间宗久在他家乡和大阪堂岛专门费重金建立了一条消息传递系统，本间宗久每隔一段建立一处建筑，然后旗语传递消息。而本间宗久预测稻米行情从未错过。

而盐钞交子的交易利润巨大，几十倍于堂岛交易所。

汴京的商人都是建立各种渠道了解消息，对消息的敏感度，对局势的预判，民间的商人总是要胜人一筹。正应了那句话‘你可以质疑有钱人的人品，但不要怀疑人家的眼光’。

所以章越因势利导打算在陕西设立邮传制度。

穿越众的弊病，都是觉得自己用后来的知识来改造当时的社会，这其实是非常盲目了。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导时代一步是疯子。

民间没有需求，你去创造需求，就产生主观超过客观的问题。

而民间有了需求，你不去解决需求，就是主观滞后于客观。

没有商业信息流通的需求，凭什么建立一条邮政系统？

对章越而言办事都是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时候推他一步就是。

邮传之事章越以官办民营的股份模式，还是引入交引所成功先例。

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禀告说蔡京，熊本，蔡确带着司农寺几十名官员在政事堂外求见。

一旁的元绛闻言嘴边绽起了笑意，显然是章越要改革役法，结果遭到了司农寺官员的集体反对。

章越看了元绛一眼，笑道：“是我让蔡元长请他们到中书来的。”

此言一出，想要看好戏的元绛隐隐的笑容顿时敛去了。

自熙宁三年，司农寺负责新法后。

判司农寺官员可谓气焰极炙，他们直接指挥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司督促变法之事，除了皇帝之外，不将任何人，甚至中书的意见都不放在眼底。

司农寺设三局，每局分设司农寺丞一人，主簿一二人，勾当公事若干。司农寺的属官权力极重，经常‘申察、提举、体量’的名义前往天下各路督查，指导，落实新法。

当年蔡挺的儿子蔡天申以司农寺丞名义去洛阳落实新法时。地方转运使等官员战战兢兢，安排他独自一班，不敢与他并列。司马光看了就说蔡天申什么官职，就安排他什么班序，不要搞特殊。此事弄得蔡天申极没面子。

不过司农寺官员权势之赫可见一斑，不亚于当初三司条例司的属官。

司农寺官员能被称为‘新近少年’并非乱说。这些官员不仅支持变法，而且年轻敢想敢干，能力也都是极强。

王安石要实行募役法时，天下各州县只是见纸面文字，不知道具体到底落实的。王安石让司农寺官员负责具体督行，邓绾，曾布起草文字，下面属官到地方巡视。

之后司农寺具体指导变法事宜。

路转运司与三司对接，提举常平司与司农寺对接。对于各路的提举常平官，司农寺有奏举之权，同时进行考核。

转运司管知州，再下则是知县或县令，而提举常平司在州则有常平管勾官，在县则有常平给纳官。

这一整个系统如臂使指，从中央到地方。

同时买扑坊场河渡钱、免役宽剩钱，青苗钱都由各路的提举常平司收取，形成了独立三司之外的独立财政系统。

而章越如今分管财赋之事，他不是亲自管理。

他是通过中书户房检正的蔡京，来管理司农寺，三司。

而再通过司农寺和三司，管理天下各路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再通过转运司和常平司管理州县地方。

他要改革役法，也是要这般如臂使指地一级一级的传导而下，最后到州县。中书检正蔡京本就是章越心腹好说，而三司使从李承之换成了黄履，司农寺的熊本蔡确也从之前的反对，到了如今的中立或是有限的支持。

改革之事，其实就是与官僚体系战斗的过程。

三司，司农寺主官这个层面打通了，司农寺属官则显得不肯遵从。他们都是新法中坚力量，同时也将章越改革役法的目的，当作了一种官僚主义。

……

当即元绛返回视厅，众官员们入内。

官吏们立即摆案。

方才黄履到访时，章越撤案与他分东西对坐相谈，这是一等礼遇。

一般只有两府或前两府官员抵达政事堂议事时，章越才会撤案对坐相谈。黄履身为四入头毕竟还差了半步，但章越礼遇对方，叙宾主之礼这称为掇案。

如今熊本，蔡确，蔡京前来禀事，就重新摆案。

章越据案面南而坐，众官员皆面北下坐。

面南还是面北就是明确上下之分。官家重开天章阁礼遇章越，韩绛时，就是东西对坐，只奉先帝御像面南，这就是天子尊重宰相的用意。

而翰林院的正厅里，没有人敢面南而坐，只是中央虚设了一张椅子。这张椅子是太宗皇帝当初坐过的，所以除了他没有人可以面南，因此众翰林都是平等对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