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这种解释，老神父表现的很不满意，他絮絮叨叨的抱怨说：“我不管，除了奥什总督，我不知道任何权威，我只接受天授的权威，至于其他冒犯教堂的所谓权力，来自恶魔的阴谋……是的，先生们，我只愿意承认奥什将军的权威，虽然他也无权干涉一名神父的品性和道德。”。

老神父之所以相信奥什，那是这位共和国总督的法令，允许他可以在自己乐意的任何地方开展各种弥撒活动，他自由履行教务不欠任何人的人情。而且，奥什还归还了之前从教堂没收的一些神器法物。

临走前，老神父不停的咒骂那些不愿意立刻恢复教堂大门的官员，他说：“你们这些不信奉上帝的恶魔，都应该下地狱。当然，我也会祈祷仁慈万能的天主继续保佑善良正直的奥什将军！”

镇长在随后上报给南特总督府的“检举报告”中，逐字逐句记录了老神父那“令人愤慨的”所有言行，但是不敢逮捕他。因为怕会触犯共和国与奥什将军的“宽赦令”。

这个小插曲生动展现了1796年下半年旺代地区的政治状况：在这里，所有的行政和执法的“最高权威”都只有一个，就是位于南特总督府的路易·拉扎尔·奥什。

1795年的基伯龙半岛战役后，在安德鲁的支持下，奥什正式接掌了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旺代三地军团，合并而成的西方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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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安德鲁和督政-府还授权奥什全权负责“平抚”西部，并且不受派往军队和地方的代表辖制。

事实上，被巴黎共和派报纸誉为“旺代平定者”的奥什，在安德鲁离开旺代之后，就没有再收到一场总兵力超过1000人的战斗报告。至于他的平抚政策的原则，依然是“恩威并施，最大程度的宽容”。

奥什逐条落实了康克洛提交给第一执政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平抚方案：

以几座主要城镇据点，将军队分成六个人数在六百到两干人之间的纵队轮番深入乡间，相互呼应追缴叛军；

整顿军纪严禁劫掠扰民，只针对叛军首领，对放下武器的士兵一律不以追究；

没收参与叛乱的村民的谷物财产，但只要他们愿意投诚，立刻原物返还。

1796年6月，奥什在写给议会下院的一个监察委员会的信中，语言显得更加直白。

他说：“你们必须要知道旺代乡间的情绪：不宽容和切身利益让这些居民举兵反叛共和政-府，因为他们相信共和政-府是所有宗教的敌人。

我认为根据宪法我可以保证居民们的信仰。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我们可以允许他们保有他们的神父，只要这些人没有离开过共和国的土地，并且宣扬和平遵纪守法。

不要怕神父，如果他们宣讲违背法律的内容就会被惩罚。不是作为神父而是破坏和平者，那些今天会不惜以死维护他们的人到时候会为他们受到的公正惩罚喝彩”。

奥什指出“如果采取暴力的手段”，这些神父们会在“百年之后被称为所谓的殉道者”。他们不需要对乡民们的宗教情绪太过干涉，

“那些没什么常性的旺代居民迟早会感到厌倦，当他们看到自己辛苦一年的收入的50%要疲于供养这些教士时，自然会抛弃他们。因为在南特，城市民众仅有3-5%的收入用于各种宗教事务。”。

实际情况，正如奥什所预料的那般，越来越多的旺代乡间农民在总督府的各种政治与经济诱惑下，开始举家搬迁到南特等城市，生活在政府提供的廉价安-置房里，以打工为生。尽管日子过的很辛苦，但收入却是农村时期的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