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娥的原型始载《明太祖实录》《明氏实录》和刘惟德的《韩娥传》。《明史》所载韩娥事迹，全文加上标点，共107字：“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明玉珍据蜀，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混迹民间。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始改装而行，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成都人以韩贞女称。”（参见《明史》卷三百一《列女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693页。）成书于清康乾之世的《明史》，共记录有二百六十五个忠孝、节烈妇女的故事，这些人物在明代被誉为“贞女”，韩娥排在全国贞女的第九位。在《明史》编修之前，韩娥的事迹早已通过刘惟德撰的《韩娥传》而得到传播。刘惟德，明初人，籍贯、生卒年、仕履情况不详，仅知他曾经于永乐七年(1409年)十二月使蜀，在成都听韩娥的堂弟韩太和讲述韩娥的传奇事迹，令他深受感动，故回南京朝廷后即撰写了这篇《韩娥传》。刘惟德以明初人记明初事，出自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韩娥传》后被杨升庵收入《全蜀艺文志》，于嘉靖年间刻印发行，从此这一故事广为传颂。《明史·列女传》所记述的贞女韩娥的生平事迹，将嫁“马氏”误为“尹氏”，讳言韩娥的家世；对其从军后随万户王起岩征战云南，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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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南，在成都与叔父韩立相认，后嫁归戍士马复宗等事迹，语焉不详；另外对蜀王召见的事迹也省略不记。《明史》所记述的故事虽然有这些缺陷，但是影响却远在《韩娥传》之上。

需要提及的是，韩娥在明代不仅以“韩贞女”扬名于世，而且还有人将其比作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如明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陈士元，在其《名疑》一书中引《余冬序录》云：“国初，保宁韩贞女，伪为男子服，从军征云南，可比古之木兰。”（参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韩娥的花木兰形象流传至今，起码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了。

不过，由于明初人讳言元末明初事，故刘惟德《韩娥传》在记述韩娥易服为男子的时代背景上，多所含混忌讳。如称贞女易服是乱世的产物，只言“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不言“盗贼”为谁；另外，《明史》所谓“贞女虑见掠”，笼统归结于“元末明玉珍据蜀”，这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根据史事考证，此处的“盗贼”与忌虑的对象，并非明玉珍，而是李喜喜所部“青巾军”。

李喜喜原为刘福通红巾起义军的一员战将，他在率军西征陕、甘失败后流入四川境内，变质易旗，改名为“青巾军”。该部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自甘南攻入川西平原，一路所向披靡，沿途烧杀抢掠，掳掠妇女，无恶不作，各地妇女多有被逼自尽者。为正视听，我曾撰有《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一文（载《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复原了这段历史真相。韩娥“易服总角”、女扮男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明史》记载说，易服后的韩娥在明玉珍据蜀期间，“被驱入伍，转战七年”。如果将这一经历理解为直接投奔明玉珍大夏军队，这也不是历史真实。《韩娥传》委婉指出，易服后的韩娥曾经有过“负戈而往”，足见其投入明玉珍军队之前，还经过了一番曲折。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她可能先前被“青巾军”抓在军中服役，到了至正十八年（1358年），当李喜喜部被明玉珍军击溃以后，其部才为明玉珍所收编。只是到了这时，韩娥才改而归属明玉珍部，其后也才有跟随明玉珍军队远征云南的事迹发生。清人王颂蔚在《明史·明玉珍传》中考证说：明玉珍据蜀，遣万胜等分道攻云南，“不言玉珍破云南事，意当时韩氏所从，或指万胜耳”。（参见《明史考证攗逸》卷三十五，民国嘉业堂丛书本。）可见早在清代，史家即已考证清楚，韩娥之从征云南，是在明玉珍的部将、统军主帅万胜的指挥下进行的，至于韩娥的顶头上司“万户王起岩”，不过是万胜所率领的三路征滇大军中的一员战将而已。

10、范华银着《蜀中木兰·韩娥传奇》，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韩娥的故事脉络是：七岁成孤儿，适逢农民起义战争，女扮男装以自保，先后被青巾军和元军所掳做马夫，辗转加入红巾军，拜罗甲为义父，从士兵到将军，曲靖反拙招亲，叙南又拜堂成亲，成都府身份暴露，辞官回乡孝亲，为和平四处奔走，在乡惩恶扬善，相夫教子耕读传家，忠孝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