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这段话揭示了中国传统药学的两个核心特征。首先，药物被分成上中下三品，“毒”作为定义三品药的标准而引人注目，这一以“毒”为中心的药物分类法是中国传统药学的基础，成为后世本草书写的准则。其次，毒指向一种具有治病价值的猛力，而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此疗愈力，大多有毒的“下药”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毒”的两面性在《神农本草经》中得以显着体现：因为它不仅能使人受益，而且能造成危险，所以病人只能在短期内谨慎地服用毒药，病好了就该停药。文中暗示，如果使用得当，有毒药物可以治病；如果使用不当，它们就会造成伤害。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虽然毒药是有用的治病之物，但《神农本草经》把大多数毒药归入下药，认为它们不及中药和上药。中药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强身健体，避免生病的。这一目标和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哲学相吻合，如《黄帝内经》中的一句格言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总是比得病后治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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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毒的上药用于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延年益寿，这一愿望与中国的“养生”思想产生共鸣。这个古老的传统建议人们常年摄入滋补药物，如茯苓、松脂、云母等，并结合身体运动、呼吸吐纳和静思冥想，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些方法旨在补气、祛除会让身体衰亡的内毒，因此，无毒药物能“轻身”，净化身体的毒素。与此同时，有毒药物以其特有的“厚”使身体充满活力，以便与疾病搏斗。毒药虽然能有效治疗疾病，却会阻碍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健体延寿。

《神农本草经》的正文详细描述了365种药，包括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和食物药，注明了每一种药物的味、气、主治、功效、产地，有时还有别名。头两条，即味和气，是中国传统药学里定义药性的基本概念。每一种药物都有下列五味之一：辛、甘、酸、苦、咸，这些味道不一定和我们今天的味觉体验一致，而是五行学说中的抽象概念，此学说把药物的味道与身体的特定器官相对应：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这种对应性为医家开方用药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此外，“气”在《神农本草经》中指药物的热度，如寒、温或平，每一种“气”指示药物引起的相应的身体感觉。例如，温性药会使身体觉得热。“气”的这一定义涉及药物的物质性，它和我们熟悉的周身循环之“气”这个概念有关，却又不同。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尽管《神农本草经》在序录里概述了以“毒”为中心的药物组织架构，但它并没有注明365种药里的每一种药是否有毒。在中国传统药学的形成期，此类知识很可能尚未系统发展。直到5世纪末，随着该书的一个重要注本的产生，对毒药的详细阐述方始出现。

《本草经集注》中的毒药

大约成书于500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部关键文本。它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药物，并补充了更多关于药物外形、产地、效用的信息，大大扩充了药物知识。重要的是，它指明了730种药中大多数药的毒性，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药学里一些常用的有毒药物。该书也阐释了炮制、使用这些毒药的各种技术。因此，要研究中古中国毒药的理念和应用，《本草经集注》是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草经集注》成书于中国政治分裂的时期。从4世纪初至6世纪晚期，匈奴、鲜卑、羌等游牧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尽管政治动荡，但由于医学世家的崛起和宗教医疗的繁荣，特别是南方的一些门阀望族编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医学着作，因而该时期的医学活动蓬勃发展。在汉代，医学知识主要由师父传给他精挑细选的徒弟，但在这个新时期，医学主要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承。而且，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治疗手段；不同宗教信徒用药物、禁咒、冥想等方法治疗病患，并试图实现身体的跃升。特别是江南地区兴起的道教炼丹术，以其利用强劲矿物质的丰富经验，影响了当时药学着作的撰写。

《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人士，出身士族。陶弘景学识广博，20多岁即以能文善书闻名。因为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志向，他还精通医学。据他自述，他家数代行医，父祖均熟谙方药，靠一部《范汪方》医治了百千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陶弘景自己也行医，但其家人治病疗疾的活动很可能有助于他研习医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陶弘景编撰了八部医书，包括本草、方书和炼丹着作，所有这一切表明他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陶弘景年轻时就对道教着作感兴趣，他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是新兴道派发展的沃土，5世纪时对社会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492年，在南齐朝廷当了十多年小官后，陶弘景决定弃官归隐离京城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一心修习冥想和炼丹术，并编撰道教着作。也就是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陶弘景完成了《本草经集注》一书。

顾名思义，陶弘景的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但对其结构和内容都作了重大改动。该书以一长篇序录开始，其中陶弘景不仅评注了《神农本草经》简短的序录，也详细说明了药物的炮制法，列举了治疗主要疾病和解不同类型毒的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组方配伍法。他在序录起始即阐明了编撰这部药学专着的动机，指出在《神农本草经》问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医书作者们不是对该书进行编辑，就是撰写独创的药学着作，由此造成了许多舛错和混淆，使行医者误入歧途。为了纠正此种混乱局面，陶弘景精研他能看到的所有药学着作，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这部新的本草书。因此，《本草经集注》反映了陶弘景汇编、整合药学知识的努力，这种药学知识结合了经典医书的智慧和当时对医药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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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经集注》共载药730种，一半（365种）抄自《神农本草经》，另一半来自陶弘景所言的“名医副品”，指的是从汉代到当时的医家对药物的增录。每一个药物条目包含三层书写：第一层是《神农本草经》原文，用红色大字如实抄写。第二层是汉以后医家们对此药物的评注，用黑色大字书写。重要的是，这一层书写指明了药物有毒与否。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此种说明的具体出处，但是陶着首次将此类知识系统地纳入本草书写。第三层则是陶弘景自己的注释，用黑色小字写在每个条目的最后。

通过建立这种包含若干层次的书写模式，陶弘景开创了为本草书作注的悠久传统。他并未修改《神农本草经》这部汉代经典，而是保留了它的内容，并且增补了来自其他医书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评论。为了区别这三层书写，他用了不同颜色和不同大小的字。因为原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确知陶弘景编撰此书时用的是什么书写材料。虽然东汉已发明纸，但是直到5世纪纸才成为宫廷的常规书写材料，而它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可能就更慢了。因此，陶弘景完成《本草经集注》的时间是中国书写技术发展的过渡期，当时纸逐渐取代了简牍这种早期的书写材料，陶弘景有可能使用两者之一作为载体完成其本草书写。

虽然《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不复存在，但是该书现存的7世纪纸质写本的一小份残片，让我们对陶着的原貌有了具体的认识。

该文书20世纪初出土于吐鲁番地区，有可能是唐代皇家图书馆的官方抄本。它包括四种动物类药：豚卵、燕屎、天鼠屎（即蝙蝠屎）和鼹鼠。每一个药物条目下面是朱书《神农本草经》原文，墨书部分则为陶弘景增补的内容（大字）和注释（小字）。关键的是，药物是否有毒的信息用墨书，表明该知识并非出自《神农本草经》原文，而是后世本草书加入的。这种独特的作注方式在陶氏之后得以延续，后来的本草着作如法炮制，增补新的药物，并在已有的药物条目后层层叠叠地作注。有赖于此种格式，尽管《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等早期本草着作的全本均已散佚，但是它们的内容因为保存在后世的本草书中而得以再现。

《本草经集注》写本残片，上面提及四种动物类药，《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插图。

除了指明每一种药物是否有毒，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的组织架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其着作以四卷本《神农本草经》为蓝本，这个底本包括序录和分别述及上、中、下药的三卷。陶氏重新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创建了两个新版本。第一个版本共三卷，卷上为序录，中、下二卷则载药各约365种。第二个版本名曰“大书”，分为七卷：首卷为序录，卷2为玉石，卷3至卷5为草木，卷6为虫兽，卷7为果菜米谷和“有名无实”，后者为 仅有药名而不复使用的药物。虽然陶弘景没有发明根据自然属性将药物分类的方法——这一理念可上溯至汉代——但其着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此种体例确立为本草书的基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