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朝廷初建之际，局势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彼时，李自成的大顺军于西面占据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四府；东面则进迫淮河流域，大有席卷之势，对南明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审时度势，针对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做出了扼守武昌至南直隶一带的战略部署，企图以此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大顺军的进攻，守护南明的疆土。
然而，随着清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占领京城畿辅，大顺军无奈西撤，全国形势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犹如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巨石，激起千层浪。
大顺军西撤之后，李自成在山东、河北等地精心建立的大顺地方政权如大厦将倾，被明朝官绅纷纷颠覆。这些官绅心怀旧主，趁大顺军撤离之机，迅速组织力量，发动叛乱，力图恢复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得这些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
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第一次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全国官民剃发，以示归顺清廷。该项政策犹如一把利刃，刺痛了京师附近居民的心，令他们惶惧不安，仿佛末日来临。许多地方民众义愤填膺，揭竿而起，纷纷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他们不愿屈服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以热血与生命扞卫自己的尊严与传统。
三河、昌平、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他们趁乱而起，四处劫掠，致使京师附近地区秩序大乱，甚至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的正常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整个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虽一再辟谣，试图安定民心，然而民众的恐慌情绪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平息。同时，清廷派兵遣将对各地的叛乱进行残酷扫荡，在辇毂之下，盗贼一旦被捕获，无论少长，皆尽置于法，甚至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使得京师附近地区笼罩在一片血腥与恐怖的阴影之中。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清廷自身亦面临诸多困境，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并养兵蓄锐的时间。而大顺军扼守山西，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生怕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变成一片无主之地，各方势力皆蠢蠢欲动，局势微妙而复杂。
在三方对峙的微妙态势下，大顺政权已无力东顾，其势力范围急剧收缩，这一广袤地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南明和清方激烈争夺的焦点。
这个情况对于当时的弘光朝廷而言，本应是天赐良机，极为有利。因为畿南、山东、河南等地的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皆是打着恢复明室的旗号，其心向明廷之意昭然若揭。弘光朝廷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出兵北上，趁势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将这些地区重新纳入大明的版图。如此一来，既可以凭借广袤的领土与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有效防止清军南下，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能够重振大明的声威，提升军民的士气与信心，为南明政权的稳固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的重臣们却犹如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错失良机。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漫长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弘光朝廷尚未开战，自身便已怯敌畏战，就如那惊弓之鸟，丧失了应有的勇气与斗志。另一方面，所谓的江北四镇，虽看似兵多将广，实则外强中干，其战斗力实在是孱弱不堪。如高杰、刘泽清之流，更是在面对大顺军时望风而逃的败军之将，如此怯懦之辈，又怎敢与如狼似虎的清军对战？其畏敌如虎的心态，使得弘光朝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从眼前溜走。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弘光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一个虚幻的美梦中，妄图借用满洲贵族的兵力扫灭流寇。
“联虏平寇”这一荒诞不经的策略可以说是弘光朝廷对外的基本国策。当然，此政策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时就曾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拟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则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以互市名义回报，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可到了弘光朝，有人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提出了“联虏平寇”，幻想着通过和谈，借清廷之手消灭大顺，坐收渔翁之利。
甚至于吴三桂降清，联军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城这一事件，竟被弘光朝廷认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闯贼”，收复神京的“功在社稷”的义举。吴三桂的引狼入室之举，竟然在弘光朝廷的决策大臣中被认定为一大快事，他们皆主张应尽早联系吴三桂，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全然不顾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犹如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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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弘光朝最终更是成立了“北使团”，若不是崇祯及时拿下南京，改变局势，如今的北使团恐怕早已北上。
可弘光朝廷如此不思进取，清廷却并未轻易放弃这大好时机。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妄图以怀柔手段平定山东局势，使其纳入清廷版图。
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双管齐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度。
六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以武力威慑，迫使山东各地归降。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试图从心理上瓦解山东民众的抵抗意志。
六月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一路势如破竹，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在清军的兵锋之下，拱手让给了清朝，南明政权痛失大片领土，局势愈发危急。
奉命收取山东的清军不仅兵力有限，而且由于清廷也深知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大顺军，所以在六月二十九日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报告已平定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之后，多尔衮并没有叫他们继续南下，而是在七月初三日下令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部调往山西，会同叶臣部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集中力量对付大顺军这一主要威胁。
即便是如此，直到八月间山东许多地方仍不愿归附清朝，如距省会济南仅三百余里的新泰县在大顺政权委派的县令周祚鼎坚持下，六次拒绝王鳌永、方大猷的招降，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
但是，尽管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此伏彼起，此起彼伏，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可这些都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从来没有得到弘光朝廷的丝毫支持。弘光朝廷的不作为，使得这些百姓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艰难奋战，犹如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行者，看不到希望的曙光。
可随着清廷逐渐接手，其对这些地区的掌控慢慢稳固下来，犹如一张大网，逐渐收紧，将这些地区紧紧笼罩。而那些对明廷心存厚望的志士也渐渐绝望，他们望着南明朝廷的无所作为，心中的希望之火逐渐熄灭。再这样下去，这些地区将很快都被清廷掌控，一旦被清廷实际上掌控这些地区，再想夺回来可就难如登天，犹如已经落入他人之手的珍宝，想要重新夺回，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对这些地区的争夺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犹如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南明政权必须尽快行动，否则将悔之晚矣。
不过好在此时奉命收复山东的清军大部被调往山西，如今山东地界只有王鳌永、方大猷临时拼凑了一些散兵游勇，其兵力单薄，犹如一群乌合之众，不仅战斗力孱弱，而且人数也仅有数千人，难以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所以这个时候若是能派出一支精兵，趁着人心尚未尽失的时候，犹如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抓住最后的时机，还是可以夺回山东的。只是在时间上却是要抓紧了，分秒必争，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南明政权将再无翻身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