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彬知道问老爷子也问不出什么东西，于是，他换了个问法：

“教授，你或你的团队成员是否可以访问丑国呢？

我指的不是移居丑国，而是去丑国参加会议，或者与丑国公司建立商业合作，你们有这方面的自由吗？”

巴贝扬苦笑道：

“出境在70、80年代比较困难，现在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

至于合作，我们团队并没有受到多少约束，因为国家已经养不起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了；

或许，上面甚至会认为，我们能自谋生路、在外面找到吃的也是一件好事。

国家现在用不到我了，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过期老倌了。”

为了不让老爷子难过，赵德彬连忙转移了话题：“我你曾经去过哪些国家？”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到丑国。

想要出境很不容易，我必须得到克林姆里宫的许可，然后经过漫长的审查。

我先访问了分兰，然后才到了丑国。

在丑国，我参观了一家名叫Burroughs的公司，那些人非常有趣的公司，我们喜欢他们的方法。

他们使用了标签（tag），可惜，他们没有用上类型安全，导致他们的架构出现了一些功能性错误，最终使他们放弃了正确的方法，改成在单独的段中收集指针。”

“教授，我想知道，你对丑国的感觉如何？丑国的一切有没有对你产生影响？或者干脆点说，你觉得丑国人的技术先进吗？”

巴贝扬砸了砸嘴，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最牛逼的话：

“第一次访问非常令人兴奋，因为丑国是一个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世界。

说实在的，我从没感觉丑国先进，我们一直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领先了很多年。

我们从来没有落后过，只有他们追赶我们的份，从我们这里不断剽窃。”

伊戈尔明显是个耿直的，他提出了质疑：

“导师，我们从一开始就比丑国先进吗？

我是说，丑国在1946年就发明了计算机，而我们直到1949年才拥有。”

巴贝扬撇撇嘴：

“我可没有吹牛，如果我会吹牛的话，我早就带着你们吃香喝辣、穿金戴银的了。

我的Elbrus有安全功能，当时，丑国的科研人员问我，‘世界上所有的电脑都没有安全系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天，我被他们的愚蠢惊得目瞪口呆。

在察看西方计算机的时候，丑国人对我说，在他们计算机上调试那些功能是不可能的，但在Elbrus上却非常容易。

由于类型安全，设计软件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调试时间缩短了十倍。

再加上故障安全能力，即在调试中，如果程序没有中断，那么一切都是正确的。

相较于西方电脑，Elbrus的可靠性极强，没有程序错误，没有硬件故障。

丑国人也想引进这项技术，SUN和慧普已经找过我了。

惠普主要想获得信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与我们合作；

但Sun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合作，只要我点头，他们随时都可以给我钱；

因特尔也已经盯上了我们，我总感觉因特尔不是想与我们合作，而是想吞并我们。

然而，丑国人的机器想引入我们的技术并不容易，即便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先进的技术。

另外，丑国人喜欢搞一些虚假宣传，总是把一些不成熟的产品拿出来炫耀，来占据世界第一的名头。

比如说，1947年12月，丑国贝尔实验室宣布发明了晶体管，他们的三名研究人员获得了诺贝尔奖。

实际上，在同一年更早的时间里，苏联的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学生玛多延在基甫发明相似的产品，但由于保密的原因，直到第二年才发表了论文。

我并非在否认丑国在1946年发明了计算机这个事实，只是苏联的计算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为军方服务，其中设计到许多保密规则，现在已经很难去追溯是不是比丑国更早，也没人关心这件事。

苏联人不像丑国人那么喜欢挣第一的名头，我们以实用为主。

我只能说，在计算机诞生之初，两国就是在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且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立足于军用，投入的资金更大，所以在计算机的技术方面，我们一直领先于美国。

然而，丑国人的商业化和民用化做得比我们好得多。

从丑国的计算机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机器，丑国人把它视作一个摇钱树，赚了盆满钵满。

这种情况下，请问我们要怎么跟丑国人竞争呢？

我搞了一辈子学术，可能有点天真，但我绝不傻。

我很清楚，苏联的做法是没有前途的，先进的技术只是暂时的，缺乏利润，没有资金支持，我的团队难以为继。

也许五年、十年，丑国就会凭着强大的经济能力追赶上来了。

到那时，连肚子都填不饱的苏联科研人员还能靠什么反超丑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