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才听见喊声过来了，他和甘新亭也是老熟人，他说，甘新亭虽然是大高个，有把力气，但却是出奇地懒，基本上在车间里混日子。工厂实行以计件为主的新的薪酬制度后，固定工资的比例大幅减少了，多劳多得，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拥护，而甘新亭这样混日子的人工资反而少了。甘新亭家里有老母亲，常年卧床需要照顾，他以照顾老母亲为理由，经常请假、旷工，更为奇葩的是，他家媳妇，始终对他不放心，觉得他个高长得帅，老是怕在一机厂被女工诱惑，也不愿意让他来上班，就愿意让他在家里和他一起种那几亩地，即使生活清贫一点，也不愿意他天天来上班。于是，甘新亭就三天打鱼两天晾网，想干就干想来就来，每个月也出勤不了几天，工资当然就不会高了，但他不和别人比出勤，不和别人比干活，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只和别人比工资，当然就有意见了。这就是刚刚发了工资，看着自己的工资少，在二分厂当然没有人理他，他就跑到办公楼上来闹了。

袁梁知道，新的薪酬制度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拥护，但也有部分混日子的人肯定会有意见。甘新亭这样一贯懒惰，老婆管着，经常请假，和老婆一起在家种着几亩地，属于无可救药之人，一机厂这样的国企就养着这样的人，少发工资就要吵，但福利、养老保险工厂还是一样少不了他的。

徐有才说，我去找老甘去，如果是自己出勤少而工资少的话，那怨不得别人。如果是车间活少，那可以找找厂里，如果车间其他的人工资不少，你自己要找车间要活干，也找不到厂领导这里来。这典型一个胡搅蛮缠、横竖不讲理，完全可以安排他的车间主任，直接给他活干，你不干那就拿不到钱，那就没办法了。

袁梁办公室的地上，还躺着一个罗喜林，这是袁梁第一次见到他，原来并不认识他，罗喜林是来要困难补助的。

袁梁看着穿的破破烂烂，躺在地上的罗喜林，他媳妇也跟着过来了，也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跟着也坐在了地上。

袁梁没有说什么，就到办公室邱毅处问问情况，邱毅说，罗喜林既是厂里的困难户，也是无赖似的人物。几年前，罗喜林得了病，就不断找吴侠，办理病休，吴侠也是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就给他办理了病休，拿着病休工资。可是这样，罗喜林不算完，经常到厂里来闹腾，说是自己看病要花钱，吃药要花钱。吴侠就让厂医务室给他买药，但他不要药，就另外要钱，不给钱就不走，不是躺在厂门口，就是躺在厂长办公室。吴侠离职后，他已经来过几次了，他和朱卫彬熟悉，每次都是朱卫彬安排厂医务室给他点药，再安排办公室特殊申请给他点钱，每次也就是一百元。袁梁参加广交会期间，他就来过，朱卫彬没有给他办，他就等着袁梁来，说要给袁梁闹腾，现在是袁梁当家。邱毅说，这就是一个无赖，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罗喜林原来找的是吴侠，后来找的是朱卫彬，他们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时间进厂，对他比较了解，你原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是了，何必再往外推呢。

袁梁不想和他纠缠，只说了句，需要买什么药到厂医务室找姜北方，我给他说声去。袁梁说完就到车间去了，一个进屋就躺在地上的人，没法和他讲道理。周冬妮在袁梁办公室打扫卫生，也不理睬罗喜林。

一直到中午下班时间，袁梁来到办公楼下，甘新亭正站在厂门口，徐有才拉着他，让他跟着自己到家里去吃饭。厂门口，邱毅对袁梁说，罗喜林已经走了，在厂医务室拿了一盒药，还是朱卫彬给他批了一百元。

袁梁推着自行车出门，迎面又碰见范文章。范文章说，罗喜林这样的人根本不用理他，直接让保卫处的人把他抬出去就是。他说是他家媳妇拉着地排车把他送来的，他的脚不能走了。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兴高采烈地从财务处出来，他媳妇用地排车拉着他走了没有多远，就停下，他从地排车上下来，他媳妇上了地排车，他拉着地排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了。

一上午的时间，一个甘新亭，一个罗喜林，各自上演了一出闹剧，这就是国有企业的通病。国有企业之所以艰难度日、负债累累、步履维艰，不是人才的问题，不是管理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机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机制，企业就不能轻装上阵、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