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林师徐旅二营的这三个主官，恰恰是三种情绪的代表——

副营长吴子健出身黄埔军校，脑子里有着正统军人的观念，因此对红军变成合法身份的国民革命军，举双手赞成；教导员刘恕则因为在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遭到过国民政府的迫害，骨子里充满了对蒋介石的仇恨，即便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也继续自诩为红军；营长冯长治则一面坚决服从延安中-央的决定、一面又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吴子健觉得接受改编、开过黄河进入山西的八路军，目的就是为了抗日，谋求与日军的作战属于天经地义；冯长治则在这一点上赞同自己的副手，然而来自上级的屡屡要求避开正面日军的指示，又让他非常困惑；唯有刘恕，在这方面逐渐悟出了道理，但这种道理，往往又不能公开地对下级指战员明言。

在关门山根据地的喜人局面打开后，刘恕一度以为自此可以统一了营部指挥员的认识看法，特别是营长冯长治，对既能拥有落脚点、又可扩充兵马的根据地建设，越来越持拥护态度。可是，那个恼人的副营长，却仍旧一门心思地搅局，上次在河口村与伪蒙军骑兵开战的事件还没有过去，这次竟然又瞒着自己和营长，带兵出击丰店的日军。

教导员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丰店一带的日伪军，接连吃了两次不小的亏，未来极有可能调动重兵，前来根据地实施报复。所以，此刻在营部，他的出离愤怒就是必然的了。

三个人的舌枪唇剑，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冯长治没有即刻同意召开党小组会议，因为他不想将事态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党小组会议还需要找来文书张绣在场，而这时他更需要将矛盾控制在三个主官的内部。

争吵也有疲惫的时候，当火气逐渐弱化下来，教导员刘恕开始了一番陈述：“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是不抗日，不是消极避战，但我们必须首先保持抗日的本钱，那就是根据地和部队——连固定的落脚点都没有的军队，能安心打仗吗？手里的兵都拼光了，还奢谈什么抗日？所以，眼下二营在关门山所做的一切，都是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的对日决战做准备。这不是我教导员个人的意思，而是上级的意思、是党中-央延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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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长治没有吭声。

吴子健则不依不饶地顶了一句：“为将来的对日决战做准备？那眼下呢？日本人正在占我乡镇、欺我同胞，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窝在这里韬光养晦？”

这一回，刘恕索性不再回避，而是肯定地回答：“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得就有失。但这笔账同样要算到蒋介石的头上，他假抗日、真反共，逼得红军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力量；我们对日军作战造成的损失，他蒋委员长不会给我们补充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照这样子打下去，不等日本人被赶出中国，红军就打光了！”

吴子健又有些恼火：“你这叫什么话？怎么没有补充一枪一弹？平型关战斗打响前，我们二营的作战官兵，每人发了一百发子弹、三颗手榴弹，自从我加入红军，就没领到过这么多的弹药，你这么快就忘记了？那不是二战区发的？”

刘恕嗤之以鼻地一笑：“也亏你还记得！那我请问吴副营长，从那次之后，你还见过什么别的补充吗？”

“怎么没见过？”吴子健较真起来：“忻口会战快打完的时候，卫立煌的军部就给了我们林师五门迫击炮，其中有一门就在我们二营！现在它就在外面摆着呢！”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别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了，”冯长治看出了火候——又到了自己出来打圆场的时候了——“埋头发展根据地建设是没有错误的，看看我们二营到了西坪后的变化，就没必要争论了。日军也要打，但要讲策略，不能硬拼蛮干。特别是擅自行动，今后必须得到禁止！”

刘恕见状立即宣布了党小组的决定：鉴于吴子健同志未经营部集体讨论、擅自任命敌工队队长，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