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柳兄形容的不错，柳兄，我大宋开国至今已然一百零五年了，柳兄觉得这朝廷如何？”

“呃……这……赵兄……这茶楼酒馆还是莫谈国事吧呵呵……”

“无妨，出你口入我耳，有何不可？”

“呃……赵兄，我年纪轻轻，不懂国事，还是……还是换个话题吧，要不我给你讲讲所见所闻如何？”

赵仲针一想，说道：

“也好。”

于是云风就把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见闻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赵仲针时而抚掌大笑，时而摇头叹息，一边听又一边给云风劝酒，云风这就有三分醉意了，赵仲针又问国事，这回云风侃侃而谈，他就把林岭秋给他说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云风道：

“我大宋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朝廷的文武官员增长了一倍有余；当下的官吏总数，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景德中期，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万两，财政支出是4975万；到了庆历八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万，财政支出也增长至8938万。包大人向当今圣上提了一个问题——纳税户口根据统计，并没有多少变化，土地的产出甚至还不如往年，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短时间增长了一倍有余，为什么？”

赵仲针问道：“税收？”

“横——征暴敛啊。这些年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多，很多地方官员玩起了’折变’的把戏，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布帛，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陈州遭灾后，政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每斗小麦折税100文，再加上运输杂税等，一共是140文。而当地市场上的小麦，每斗价格仅仅是50文。这些做法是两倍、三倍地剥削百姓，是在苛政暴敛。包大人问圣上：‘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输者已竭，然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嘉佑四年陈舜俞给圣上的一道奏疏中，总结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是官家的八项盘剥：‘今天下之赋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杂变、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盐、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公田，是租种朝廷的土地要缴纳地租。这种地租在表面上比租种私田要低，但佃户因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地租。本是自由身的农民，却沦为了没有土地的奴隶。民田，指的是民众耕种自家田地，但需要向朝廷纳各种赋税。城邑，指的是城镇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婚嫁税等杂税。盖房子要征税，娶妻嫁女要收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的铜钱也要纳税，农民则连耕牛、农具也要收税，征税面之广，实可谓前无古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杂变，则指的是征收各类器械或物件，官府需要皮革就下令向百姓征收皮革，需要箭杆了就向百姓征收箭杆，没有皮革或者箭杆的百姓，那就按照官价用钱抵物，这里的官价也远远高于市场价，所谓的征收物件，最后还是变成了变相收税金钱。丁口，就是人头税。各郡各州的人头税收得高啊，甚至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生了儿子不是扔掉，就是卖掉，再就是送到寺庙。盐、茶、酒这类商品实施‘禁榷’汴京有民间酒户70家，但这些酒户全部得向政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为了牟利，官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再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全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酒户“蹶产以偿”的问题。很多酒户最后不得已把家产全变卖了，却都还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钱。盐和茶也是类似的问题，财富都集中涌向了官家。朝廷盘剥百姓财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粮食在地里还没熟，征敛者已经上了门；布帛在织机上还没完成，汲取者已经进了屋。天地所生的东西，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都变成了朝廷所有，由朝廷摊派，百姓如何不穷！范文正公的庆历新政，曾试图整顿官吏和军队，减少冗兵、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进而达到舒缓民生的目的。但却因为损害了官吏的利益，而终于失败。长此以往……哎！我大宋……可想而知，我朝亟需像范文正大人这样的人才，才能旧貌换新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