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座谈会在市网信办的多功能厅举行。王大叔坐在第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渔服，手里攥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定位记录，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陈默走进来时，正好对上王大叔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无奈——就像他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农民看着被洪水淹了的庄稼的眼神。

座谈会开始，李砚之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请王大叔发言。王大叔站起来，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懂什么卫星、伦理，我就知道，我用‘远洋通’，是信得过它安全。结果我的船在哪，每天捕多少鱼，别人都知道。外国船跟在我后面，我网还没下，他们先把鱼捞走了——这不是偷吗？”

台下有人点头，张敬之教授接着说：“王大叔的遭遇，本质是数据伦理的缺失。卫星互联网收集的用户数据，不仅有定位，还有通信内容、使用习惯，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后果比传统互联网更严重——因为卫星信号覆盖广，数据可能跨境流动，监管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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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的代表也开了口：“昨天的信号干扰虽然没造成事故，但进近航道的信号一旦中断，飞机就像瞎了眼。卫星互联网企业必须把信号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扩大覆盖范围，就随意调整频段。”

陈默坐在角落里，听着大家的发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想起去年去西北调研，看到牧民通过星链中国的卫星上网，给牛羊看病、卖特产，那时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好事。可现在，好事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陈总，你也说说吧。”李砚之看向他。

陈默站起身，走到台前，沉默了几秒，才开口：“首先，我向王大叔道歉，也向被信号干扰影响的民航部门道歉。”他鞠了个躬，“之前我总觉得，发展要快，要抢时间，但今天听了大家的话，我明白，没有伦理的发展，再快也没用——用户不相信你，行业不认可你，再多人造卫星，也只是太空里的垃圾。”

他顿了顿，看着李砚之手里的草案：“关于《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我们星链中国愿意参与修订，也愿意第一个试点——数据本地化存储，我们下个月就启动服务器建设；轨道申请，我们暂停新卫星发射，先配合航天部门调整现有卫星的轨道；信号频段，我们马上成立专门的监测团队，确保不干扰公共通信。”

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王大叔也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橘子，递给陈默：“陈总，要是早这样，多好。”

接下来的一个月，李砚之和张敬之教授牵头，联合星链中国、天网航天、民航局等单位，对《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进行了十几次修订。他们新增了“跨境数据流动伦理条款”——卫星互联网的数据跨境传输，必须提前向网信部门报备，且不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还加入了“太空资源公平分配原则”——低轨卫星轨道申请采用“按需分配+动态调整”机制，避免企业垄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