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室里静了下来，王大爷叹了口气，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妹子，别难过，张委员来就是听我们说话的，会把咱们的想法传上去的。”

张磊的鼻子有些发酸，他把照片还给女人，认真地说：“大姐，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的话写进报告里。治疗性编辑的普及，还有费用问题，都是我们委员会要考虑的重点，绝对不能让技术只服务于少数人。”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张磊听了很多声音：有人担心基因信息泄露，有人害怕“基因歧视”，还有人问“以后找工作会不会要看基因报告”。他都一一记录下来，遇到老人听不懂的术语，就用“改基因就像给种子施肥，治病是给生病的种子治病，增强是给健康的种子多施肥，可肥料就这么多，先给谁用”来解释。

离开小区时，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被张磊的脚步声唤醒，又在他身后熄灭。李主任送他到门口，递给他一沓签名：“张委员，这是我们小区三十多户居民的签名，都是支持禁止增强型基因编辑的，您带上。”

张磊接过签名，纸页上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歪扭扭，还有几个小孩的涂鸦式签名。他放进帆布包时，不小心碰到了里面的水杯，温水洒了一点在签名纸上，晕开了几个墨点。他赶紧用纸巾擦干，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些签名不是冰冷的文字，是实实在在的担忧和期待。

回到家时，妻子已经做好了饭，看到他满身疲惫，递过来一杯热牛奶：“今天调研怎么样？累坏了吧？”

张磊坐在餐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民情报告。“遇到个单亲妈妈，儿子有听力障碍，想做治疗性编辑却没钱，”他一边打字一边说，“还有几个退休工人，担心基因增强会让社会分层更严重。你说，我们做伦理评审，不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不公平发生吗？”

妻子坐在他旁边，帮他整理调研问卷：“那你这份报告可得写详细点，让委员会的人都看看基层的声音。”

小主，

张磊点点头，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屏幕上，他写下报告的标题：《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民生诉求调研——基于城西老旧小区的实地走访》。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报告写了二十页，附件里附上了那张被温水晕过的签名纸，还有单亲妈妈儿子的照片（已经征得同意）。他把报告加密后发给林砚之，邮件正文只写了一句话：“这些声音，是我们划定伦理边界的底线。”

三、实验室里的学术博弈

周明远教授的实验室在黄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三楼，晚上十点还亮着灯。学生林晓宇正在操作基因测序仪，屏幕上的碱基序列像一条绿色的河流，缓缓流淌。“周老师，您要的脱靶率分析结果出来了，0.08%，比预期的还要低。”

周明远从堆满文献的办公桌前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走过去看屏幕：“好，把数据存到加密盘里。对了，国外那几个案例的资料整理好了吗？”

“整理好了，”林晓宇递过一个平板电脑，“17个国家里，有6个已经有未公开的临床案例，其中3个是针对智商基因的，2个是针对身高的，1个是针对运动能力的。最严重的那个案例，在东南亚，编辑后的胚胎出现了基因嵌合现象，最后不得不终止妊娠。”

周明远接过平板，手指划过那些模糊的临床照片——有的是胚胎的显微镜图像，有的是孕妇的超声报告，所有关键信息都被打了马赛克。“这些资料都是同仁们冒着风险传过来的，不能外泄。”他强调道，“尤其是那个东南亚的案例，脱靶率高达3.7%，比正规实验室的高四十多倍，这就是地下产业链的后果。”

一周前，周明远联合了全球二十多位伦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的学者，发起了一项跨学科调研，主题是“增强型基因编辑的全球现状与风险评估”。起初很多学者不愿参与，担心触及敏感话题，但当周明远拿出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后续追踪数据——那两个孩子出现了免疫功能异常——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调研。

“周老师，您说委员会会不会彻底禁止增强型编辑？”林晓宇一边收拾实验器材，一边问，“今天我看新闻，有市民联名上书，要求全面禁止。”

周明远沉默了一下，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篮球场。月光下，几个学生还在打球，欢呼声隐约传来。“晓宇，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做的那个案例吗？”他突然开口，“那个患镰状细胞贫血的小男孩，通过治疗性基因编辑，现在已经能正常上学了。”

“记得，他妈妈还送了我们一面锦旗。”林晓宇点头。

“当年治疗性基因编辑刚出来的时候，也有人反对，说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周明远转过身，目光落在桌上的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他女儿，小时候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做过手术，“可现在呢？它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怎么用，怎么管。”

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份文档，标题是《关于建立基因编辑分级审查制度的建议》。“完全禁止增强型编辑，只会让那些有需求的人转向地下机构，就像那个东南亚的案例，风险更高。”他指着文档里的数据，“我们调研发现，越是禁止严格的国家，地下产业链越活跃。与其堵，不如疏——建立分级审查制度，明确哪些增强型编辑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可以探索，哪些绝对不能碰，同时加强监管，这样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可是周老师，很多人担心这样会让富人更有优势，”林晓宇皱起眉头，“就像听证会上张磊委员说的，会引发社会断层。”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周明远点开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基因编辑资源共享计划”的草案，“未来如果开放部分增强型编辑，必须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比如政府补贴低收入家庭，让有需要的人都能享受技术红利，而不是只给富人。同时，要立法禁止将基因信息用于升学、就业等竞争性场景，避免基因歧视。”

这时，周明远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林砚之发来的消息：“周教授，关于增强型编辑的风险，想和您请教几个问题。另外，张磊委员的民情报告已经发来，您可以看看。”

周明远点开民情报告，慢慢读着。当看到单亲妈妈的那段描述时，他停下了脚步，目光又落在桌上女儿的照片上。他想起女儿做手术时，自己四处筹钱的焦虑，那种“有钱就能救命”的无力感，他比谁都清楚。

“晓宇，你先回去吧，注意安全。”周明远对学生说。林晓宇走后，实验室里只剩下冷柜的嗡鸣和键盘的敲击声。周明远修改着补充报告，把张磊民情报告里的关键信息加了进去，尤其是“治疗性编辑普及优先于增强型探索”的诉求。

报告改到凌晨一点，周明远才发给林砚之。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白天和国外学者的视频会议——那位美国学者说：“伦理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跟着技术和社会共识一起进步。”这句话让他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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