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想起方大年在那次干部大会上说的那句话：“法理书本救不了旱灾。”此刻他想到的却是：那些印在纸上的签字、表格、凭证，那些缺失的姓名和日期，那些看似违规的涂改，也许恰恰是在拯救旱灾的间隙里，被汗水反复濡湿的痕迹。

晚上，他回到招待所，坐在床沿，拨通了钟小艾的手机。电话里声音照旧带着疏离和忙碌的气息：“怎么了？”

“我今天……去查了一笔工程款，结果什么都没查出来。”他声音低沉，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以为有问题，结果都是正常手续，只是当初时间对不上而已。”

“侯亮平，你现在明白了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以前办大案查贪腐是一套逻辑，到了基层，那套逻辑就全废了。你以为你是认真，在别人看来就是找茬。”

他听着电话那头钟小艾又说了句“我这边还要忙”，然后便是忙音。他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怀疑起自己那些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信念。

那些信念，在最高检会议室里，在最高检的案卷前，曾经是那样锋利，那样不可一世。

如今，在戈壁滩的风沙里，在红旗乡的泥土路上，它们却像一把没有柄的刀，无论他怎么用力挥舞，都伤不了任何人，只把自己割得伤痕累累。

他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然后打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学会听懂，学会看……”笔尖在纸上划了半天，也没有写下他真正想说的下一句。

红旗乡的扶贫摸底调查结束后，侯亮平回到了县城。接连几天，没有人来找他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叫他参加任何会议。

他坐在办公室里，有时盯着窗外那片一成不变、被风沙侵蚀的天空发呆，有时翻几页登记表，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