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行携获胜之师，以及俘虏的张济士卒返回安邑之后，没有急于论功行赏，他知道自己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自己的地盘虽然一时间扩大了一倍不止，可是实际的实力，却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相应得到增强的。

比如说赋税、比如说军力，吃的依旧是河东屯田的老本，甚至乎河南生产、民生凋零，河内刚刚经历战事，这两郡都需要河东郡反过来赈济和派出兵马驻守。

为了收取河内的民心，阎行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河内全境的赋税，而河南地，更是需要输送粮秣刍藁，供应当地的河东驻军，还有赈济境内的诸多流民。

这样算起来，阎行的实际实力短时间内，不但不是膨胀扩张，反而是因为地盘翻倍，在粮秣、兵马上变得有些拮据起来。

当然，按照严师等文臣对河南、河内两地的土地、人口测算，河内郡受兵灾程度还不算严重，到了明年应当就可以正常征收赋税，同时依照傅籍征召民役，训练士卒了。

而河南地的恢复则要慢上许多，不管是从招抚流民、恢复生产上来讲，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就算是大规模借鉴河东郡的经验，实行屯田，初有成效至少也需要再有两三年的光景。

具备优势的是，河南地作为本朝的京畿地区，不管是阳渠水利，还是近郊田地，都是肥沃便利的所在，加上“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河南地借助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也是发展河东池盐商业的好位置。

待到两三年后，阎行彻底消化、巩固了三河之地，那他的实力就将跃上一个新台阶，成为了一个能够与河北袁绍、关中李傕、郭汜这些势力全面抗衡的庞然大物。

而这些的前提，都建立在天时人和上，阎行相信自己麾下文武的军政才能，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受人力所控制的。

比如说旱灾，如果说接下来的旱灾持续不断，那么不仅河内、河南两郡的生产、民生恢复会陷入迟滞，连同欣欣向荣的河东郡也有可能陷入到了饥荒的灾难之中。

幸运的是，今年八月份，终于开始天降甘露了。

虽然之前的农业损失已经无可挽回，各地的民生也不可能因为一场雨水就能够改善多少，但至少这是一个好兆头，特别是对于刚刚扩张了地盘领土的阎行而言。

携带着今岁喜降甘露的喜悦，阎行赶到了河内境内的野王。

张杨虽然消灭了，但不代表河内就平定下来了。

接下来，河内的士民以怎样一种姿态，来对待这些进入境内的河东兵马，关乎到了阎行对河内的统治根基。

为此，阎行需要亲自面见一个人，他就是常林。

常林年少尊亲面斥父友、在王匡手下解决自己的叔父、在上党协助陈、冯两家抵御张杨的袭扰，可以说，他年长之后的威名，全是抗拒在任的河内太守的强权得来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常林的名气，在河内的很大，不畏强权的事迹在河内的士民妇孺中广为人知。

阎行入主河内，不想重蹈前面两任太守王匡、张杨的覆辙，他们以强权刑罚、兵马刀兵来压制河内的士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能够得一时安稳，但是长久的隐患众多。

河内衣冠逃离、黔首侧目，这就是张杨虽然坐据了河内这个大郡，却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来自河东的大军彻底消灭的重要内因之一。

他能依赖的只有那一支他带来的并州兵马，一朝战败失利，被河东大军打残，张杨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机会。

阎行鉴于如此，已经决定了，要上表长安朝廷，以常林为河内太守，推行以“河内人治河内”的制度。

这虽然和桓帝时的“三互法”，即地方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相互违背，但是阎行坚持“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念，依旧下定决心，在战后连续三次修书前往上党，邀请常林前来野王一晤。

身在上党的常林，思虑再三之后，就启程下太行陉，进入河内，前来野王与阎行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