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出自投机心理。

他们看到了清廷衰颓，便想通过支持革命活动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一类人看到的只有利益，无论是革命还是清廷，只要支持哪一方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支持谁。

徐真在最后提醒黄轸先生要小心这样的人。

写到这儿，其实他心中想到的是袁某人。

倘若他最后不是因为称帝，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而是把支持革命的面具一直戴到身死那一天，后世的史书对他的评价肯定不会低。

所谓论迹不论心，倘若他能看清天下大势，而克制自己的野心，不去做那白日梦，那徐真也认为，在他盖棺定论之时，理应给他更高的评价。

第二种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对于满清朝廷的封建统治大为不满的人。

这一类人通常经历过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习惯于西方的思考方式。

满清的统治，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异族的压迫。

第三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不得不反清。

这一类人看清了满清的懦弱无能，也看清了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便想通过革命而推翻清廷，以振兴我中华民族。

这一点不需要多说。

黄轸先生自己就是这一类人。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是晚清秀才，为黄庭坚的后裔。

黄轸先生自小熟读经史典籍，在光绪二十二年考中秀才。

在学院深造期间，他不仅热衷于学习各课知识，也热衷于阅读与西洋革命史相关的内容。

除此之外，他还对西方一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感兴趣，比如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时代叫做《民约论》的书籍，黄轸先生就认真地研读过。

可见，黄轸先生对西方文明有不浅的认知。

光绪二十九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略中国东北，黄轸先生与两百多同学组织抗俄义勇队以抗击沙俄。

在抗俄活动中，他看清了满清的腐败与无能，认为中国的大局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只有施行革命，才可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因此，黄轸先生不仅是第三类人，也是第二类人。

想到这儿，徐真看着自己在信纸上写出的三类人，心中对于自己所写的这些内容有点不满意。

人的动机都是多元化的，每个选择都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